官民一体的新农村建设

　　韩国新村运动的最大社会特征之一，就是官民一体，而且从初期的“官主导”（政府主导）向“民主导”（民间主导）转变，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征之一。韩国新村运动在发起初期之所以非常成功，其主要原因就是官民一体，首先由政府公务员和学者以身作则，无论职位、身份高低，通过新村教育，同住、同吃、同劳动，直接与农民对话、交流和体验，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从内心深处愿意和公职人员打成一片，和谐相处，齐心协力，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国家。

　　当事者回忆：每天晚上农民代表讨论时发言说，这么好的教育培训，为什么不让妇女参加，实际上她们在家庭、邻里、村里的影响比男性大，总统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后来的培训男女共同参与。农民又说只培训我们，我们都理解，但村支书和村主任不理解也不行。村长培训后在心得中说，还要培训乡镇长，这样一级又一级，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一直延伸到中央政府局长、部长、将军、牧师、企业总裁等。总统亲自参加一些培训，不事先打招呼来，在后排听讲或仔细阅读学员的感想、体会和建议。当时，为了出口厂矿企业加班加点、通宵达旦，但是企业总裁纷纷要求参加新村教育。在每晚的讨论会上他们异常兴奋，通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讨论的亲身体验，他们终于明白了令他们非常头痛的劳资纠纷之原委和解决途径。培训结束后，他们一反常态，取消了企业干部的特殊待遇，同员工打成一片，在食堂一起就餐，一起打球，一起讨论和研究企业遇到的难题，主动征求员工的倡议和建议，还为职工办起了文化图书室、体育设施和夜校，改善了福利条件，韩国企业的劳资纠纷、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和氛围，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渐渐消失了。

　　作者分别从1992年到2003年多次访问韩国考察了农业和新村运动，第一次访问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看到资料上介绍新村运动经验和教训时提到：改变过去的“下乡式”做法，印象极深。心想，这资本主义国家怎么也搞“下乡”、搞“运动”？后来，通过韩国学者们的解释了解到，在新村运动初期，确实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中注重个体创造和劳动，但比较难以组织集体协作的特点，采取过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动员和组织，难免有些“下乡式”的做法，但是到上一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政府和学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弊端和缺陷，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自行策划、组织和评价。这一点，在新村运动初期高层组织者也有明确的认识，采取了让农民上台讲述农民自己的遭遇、体验和感想，不分身份组织大家一起讨论，一同参加培训和劳动，始终以农民为运动主体，农民自己选举新村指导员，总统亲自过问运动的进展，都是具体体现。当时的总统还严厉制止过有些人想利用于政治选举的做法，还新村运动一个清白，现在看来是很有远见卓识。历史证明，后来的历届总统和政府想利用新村运动的做法都没有见效。

　　新村指导员并不都是农村基层领导干部，虽然有的人后来当上了里长（村长），但大都是具有强烈服务意识的志愿者，突出了农民自立、自强、自主、自助的新村理念，因为决策者深深知道与其挣工资的官员带领农民致富莫如农民自己心领神会和身体力行；政府官员声嘶力竭地呼吁不如学者们自觉把这项事业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使命，长年奔走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农民中间，把农民最需要的技术、信息和经验传播开来。政府领导和群众还能听到社会上真实的声音，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以政绩为导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官府作风，转变书院式的教学与研究脱离社会实际的学术风气。

　　韩国学者跨越制度屏障，对各级政府的“下乡式”做法，有独到的分析和看法。立足于亚洲传统文化，尊老敬上的意识结构和阶梯式纵向社会结构，在新村运动初期是可以采取一些“下乡式”、“注入式”做法，的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很快暴露出其致命弊端，如果国家的官僚体制凝固而有惯性，这一问题更是严重。至今，韩国学者对这种做法有独到的表现方式，如政府通过“预先设计”，盲目 “倒入”大把资金，农民教育并没有激发出农民的主人公意识，没有摆脱“注入式”的工作方式，至今缺乏优秀的社区农民领袖，政府一相情愿的做法形容为“办公桌上的行政”，，国家的巨额农业投入和科技推广见效不大，归结于这种政出多门、脱离实际的“办公桌上的行政”，并没有引起农民的共鸣，没有激发出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最容易识别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弊端，因为已经有相当水准和地位的企业家、媒体和学者的价值观、审美观经常与政府官员的言行所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相互打通，大批务实的学者直接进入政府高层。此前，受制于传统封建衙门思想作风的影响，尽管基层人事部门折腾不小，也没有发现和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最后他们自己到各处做官。在新村运动的社会实践中效益非常显著的体制革新是，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不经任何烦琐手续直接上任各级政府局长、部长、总理，这种绿色通道本身就是一种划时代的制度创新。无论制度如何，国有企业不景气是世界通病，韩国在上一世纪90年代采取选拔那些经营效益好的私人、民营企业家到国有企业担任懂事长和总经理，治愈了国有企业的顽症，转变了困局，应该说，这也是在新村运动的社会实践中逐渐领悟和总结出的道理和经验。

　　现在的韩国农林部部长朴洪洙（音译）是农民出身，当然有农民企业和社会团体领导的阅历，他一上任就提出农业政务必须联系实际，处处为农民着想的执政理念，提出直接面对最基层的课级干部（处级），听取他们的观点，并建议打破局、课之间的屏障，根据一项事业的需要组建工作“组”。改变只让农民试点、示范、推广和监测的做法，在全国建立1000户农民咨询员制度，与农民代表直接对话，听取最真实的呼声和话语。总统的农业高层咨询委员会负责人也都是有这样阅历的学者或农民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历届农林部部长大都是大学教授，上一任农林部部长金成勋教授（曾任中央、尚智大学校长）对发展有机农业有独到的观点和建议，总统周围也不乏这种专家、学者。

　　新村运动，对韩国政府来说是执政能力的提高，对全社会来说是和谐、诚信、文明社会的准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运作和发展的结果。 2006-1-20